经济危机、政治重组与西方民粹主义——基于国内政治联盟的形式模型与经验检验

经济危机、政治重组与西方民粹主义——基于国内政治联盟的形式模型与经验检验

: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且在全球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发掘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产生的系统性影响,作者从政治重组的角度构建了理解西方民粹主义的形式模型,补充和拓展了对民粹主义成因的政治过程分析。面对经济危机,经济精英会为避免损失而转嫁成本,将本应分配给普通民众的资本民主红利据为己有,导致普通民众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案来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增加了其背叛现有政治联盟的可能性,构成政治重组的需求侧。政治精英的迎合则成为政治重组的供给侧,他们借抛出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政治重组方案来争取国内民众,使原先的资本-民主联盟转变为威权-民粹联盟。随着经济危机带来的国内不平等程度增加,普通民众变得更有动机背叛经济精英而转向政治精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向威权化民粹主义演化的可能性也越大。整理而得的跨国面板数据及各国政党历次竞选纲领截面数据为理论推论提供了证据支持。作为西方国家政治重组的产物,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民主联盟内在矛盾的体现,凸显出经济全球化朝包容普惠方向发展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周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兆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方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了普遍且持久的经济繁荣。一般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加持之下的景气。而从80年代起,西方繁荣的基础则更多地归因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述了全球化在带来物质、技术和商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会对各国的国内政治格局造成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社会焕发出新的力量,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及政治经济演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的选民支持已转化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力,约1/3的欧洲政府中包括民粹主义政党。欧盟的四个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和希腊——的政府完全由此类政党组成。此外,民粹主义政党在其他七个国家中参与了政府组阁:挪威、芬兰、瑞士、奥地利、立陶宛、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在丹麦、捷克、葡萄牙和英国,民粹主义政党向非民粹主义政府提供支持。在美国,除右翼民粹主义的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同届竞选中也运用左翼民粹主义的主张发动选民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离赢得初选仅一步之遥。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的数轮兴衰,民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并常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伴随。基于此,本文试图为西方政治中的一系列民粹主义现象提供一种新的形式化解释,阐明其背后的政治过程与动力机制。

关于当前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成因,学者们给出的解释可大体归为三类:一是经济挫折论,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国际贸易使西方中下层民众受损是民粹主义发生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劳动要素相对稀缺,而贸易扩张会减少一国稀缺要素所有者的福利,故劳动者希望通过民粹主义维护自身利益。但这无法解释民粹主义发生的时机,既然贸易扩张使特定人群受损,为何他们却在受到冲击的贸易收缩期诉诸民粹主义?根据经济挫折论的理论逻辑,民粹主义应该更多地发生在全球化扩张时期,而这与许多观察不符。二是文化反弹论,认为民粹主义肇始于当今西方社会的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民众的文化焦虑和不安全感关联着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观念。年纪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性对文化变迁的反应形成了民粹主义。但这种基于个体价值观的解释和检验难免显得不够彻底,若追溯文化反弹的来源则难免再次回到经济和政治因素,如移民带来的失业困扰或政客的选举策略。三是政治失效论,认为特定政治制度环境更容易滋生民粹主义。这种观点预期民粹主义将发生在民主政治较不成熟的地区,如拉美和东欧。但本轮民粹主义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发生在政治体系运转相对成熟的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政治失效论的另一种解释是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缺乏代表性,面临合法性挑战。但其未能刻画出导致这一局面的动力机制。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国内政治重组为视角,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粹主义提供了一种基于形式模型(formal model)的新解释。从方法论意义上,形式模型可以推进对现实的认识,促进知识积累。自然语言语义丰富但弱于推理,人们可能用聪明的修辞来掩盖逻辑上的不一致;形式语言则能够进行更为复杂的逻辑运算并迫使研究者保证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讨论既有文献对西方民粹主义的解释,指出其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基于国内政治重组的视角构建博弈模型,形式化地阐述经济危机如何通过影响国内不平等程度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第四部分根据整理而得的跨国面板数据及各国政党历次竞选纲领截面数据对形式模型推导而来的理论假说进行统计检验;第五部分为总结。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国内政治重组出发构建形式模型,阐明西方资本主义民粹背后的动力机制,补充和拓展了对民粹主义成因的政治过程分析。其二,更为系统地发掘了经济危机对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影响。不平等很可能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而周期性地浮现,经济危机则将不平等的影响推到能够产生政治重组的临界值。既有对经济危机的讨论绝大多数均视其为研究背景,未能系统性地将经济危机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其三,在经验上呈现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与反民主性质。许多研究和时政评论都指出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张力,本文实证部分从政党和国家等宏观角度运用统计模型显示了民粹主义对西式民主的破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面临的民粹主义挑战越来越引发媒体和政策界关注,相关领域的学者也试图为这一政治变化提供解释。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继而传播到欧洲和拉美等地。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是否是对当前西方政治发展最为准确的描述仍存在争议。约瑟夫·奈(JosephS.Nye)就曾批评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过于模糊,解释力有限。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公允的,用民粹主义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变化无疑有同义反复之嫌。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政治变化的原因,而是政治变化的结果,即民粹主义本身连同其所指称的政治变化才是需要被解释的对象。除民粹主义外,学界还使用甚至创造了其他相关术语来描述当前西方政治的新动向,如激进右翼(radical/far right)、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反建制主义(anti-establishment)、全球化反弹(globalization backlash)、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和事实性社会主义运动等,但民粹主义这个名称无疑是最广为传播且便于接受的表述。

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社会最终可以区分为两个均质但对立的群体,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而政治应当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民粹主义具有多重显著特征。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精英、反建制且反多元的身份政治。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其有反建制、威权化、民族主义和排外等特征。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总结民粹主义运动的特征包括反建制、反精英,主张实行直接民主和非政党化的民主,推崇魅力型领袖和实施直接诉诸民众的政治宣传策略。民粹主义的这些特征也为学者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意味着可以通过民众价值观、民众投票行为、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和一国经济政策等方式对民粹主义进行测量和操作化。

在讨论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时,既有研究可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经济挫折论。持此观点的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滥觞于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贸易带来的国内分配效应。开放贸易会使一国充裕要素所有者获益,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受损。于是在劳动力要素普遍相对稀缺的西方发达国家,劳工将在全球化扩张期受损,因而会对全球化产生负面情绪。作为全球化失利者的劳工群体为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势力兴起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全球价值链整合在使处于链条之上的产业及其工人受益的同时,也会导致价值链之外的产业发生去工业化现象,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区段效应也形成了民粹主义发展的一层社会基础。全球化带来的分配效应和产业重组会对国内选民的福利产生影响。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与其合作者研究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现来自外部的经济竞争尤其是中国带来的进口冲击是美国现今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推手。他们多方面的数据显示,受外国进口冲击越强烈的通勤区越有可能发生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劳动者失业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对这些地区也会有大量的政府救济发生,而这较之失业和地区经济凋敝所形成的损失而言却是杯水车薪。类似情况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政治现状的底色。来自这些地区的民众支持是民粹运动兴起及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在国内政治中导致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现象。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便在北美和西欧引发了劳工反建制运动。沿着经济挫折论的基本逻辑,田野及其合作者对西方历史上和当前的民粹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简言之,他们以国际经济学理论推导出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指出他们如何促成了西方国家中的民粹主义。作为选民的受损者会通过选票惩罚在位者,转向其他政党候选人或选择其他政治解决方案,维护自身利益。这种建立在经济动机之上的理论无疑为解释民粹主义提供了较好的微观基础,但其推论与现实则存在一定张力。如果发达国家的劳工群体在贸易扩张期受损而在贸易收缩期受益,那么我们应该预期民粹主义将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期,然而这与经验不相吻合。经济危机会使发达国家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并且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的产物。

第二,文化反弹论。此观点认为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社会发生的文化反弹。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长期和平与经济繁荣,西方民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取代他们的父辈成为社会主体,此类进步主义文化及价值观从大约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并盛行于西方社会。然而,秉持与进步主义相对的传统主义价值观的人群并不希望社会文化的发展过分偏离原有的轨道,在一系列社会议题上,他们的偏好与进步主义者格格不入,并因实际政策未能如其所愿而痛心疾首。典型的争议性社会问题包括外国移民、女性堕胎权和性少数群体权益等。在西方社会,具有传统主义价值观的人群通常是年纪较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性。回应这些“人民”呼声的民粹主义政党及政治人物应运而生,民粹主义运动因此通常呼吁回归传统价值观,并且在一些敏感的议题比如移民问题上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其他的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作为文化反弹论的代表,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通过分析31个欧洲国家的268个政党以及2002-2014年欧洲社会调查的个体层面数据,发现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弹都可以解释欧洲国家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泛滥,且后者的解释力更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损失和不确定性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民粹主义,而应考虑其文化语境。

何晴倩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现代化文化反弹与全球化文化(cultural resistance)。她认为文化反弹更多地强调西欧社会中传统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而文化则是指全球化过程中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通过个体层面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她认为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更应归因于文化而非文化反弹。虽然在经验上有所突破,不过这种概念上的区分具有多大理论贡献仍值得商榷。因为通常来说,相信文化反弹论的研究者并不会对全球化的移民问题避而不谈。但需要注意的是,移民和种族不仅是文化问题,还具有经济甚至政治等多重属性。亦有学者质疑文化论的解释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发现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并不能显著地预测激进右翼政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同时,几乎所有文化论的研究均承认一国文化和选民价值观会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而发生变迁,因而关注这种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便显得更加理所当然。

第三,政治失效论。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指出:“民粹主义是一杆标尺,可以测量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程度。哪里有民粹主义者以运动或政党的方式进行动员,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审视代议制政治的运行情况,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中出现了问题。”正是由于现行政治制度无法充分代表选民意见,于是选民试图从有民粹主义主张的政党或者个人中物色心仪的政治代表。多数主义制由于其较差的政治代表性从而较之比例代表制更容易滋生民粹主义。同时有观点认为,比例代表制比多数主义制更有利于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民粹主义兴起的很大原因在于既有政党制度没能成功充当安全阀。要么是政党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过滤掉党内的极端政治人物,要么是传统政党没有与时俱进从而把相当大的政治空间拱手让给了极端主义的民粹政党。房宁和佟德志等指出,当前民粹主义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困境的外在体现,其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制度的失效和政治代表制的失败。林红的一系列研究亦侧重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解析民粹主义。事实上,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理解民粹主义由来已久,即认为民粹主义更容易在那些政治制度不成熟、不稳定的国家发生。这或许对拉美和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本轮民粹主义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发生在政治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欧和北美先进经济体,故我们需要更多地阐明其政治失效的原因和动力机制。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对西方民粹主义的解释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在理论上,对西方民粹主义产生的政治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揭示。此前对民粹主义产生过程的理解比较碎片化,对产生机制的描述依然偏重感性而对其间的利益计算语焉不详,建立一个形式模型有助于弥补这些不足。在经验上,虽然学者们反复论及民粹主义意味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破坏,但在实证中仍主要着眼于个体层面和选举结果,缺乏对民粹主义反多元、反民主倾向的统计检验。基于理论和经验上的研究空间,本文从经济危机出发构建了一个经济危机与西方国内政治重组的形式模型,指出资本主义政治联盟的变化是西方产生民粹主义背后的动力机制,同时运用跨国数据为此理论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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