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中四种供给模型与政治竞争的早期观点的意义

在政治经济中四种供给模型与政治竞争的早期观点的意义

在政治经济中,四种供给模型与政治竞争的早期观点的意义是什么样的?下面分别论述。

有关被选出的政治攻击者有四种一般模型,有人会说它们的范围将从乐观到愤世嫉俗。第一种是仙女模型,该模型中政治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问题。例如,政治供给者把他们的行为限定在修建需要的而非正在修建的公路上。或者攻击者会在选民一致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把收入转移到应得的接受者以尝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不论哪种情形,被选举的供给者都会带来帕累托改善,没有任何人会过得更差。这是一般模型光谱中最为乐观的一极。这样仁慈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但更可能是很少出现。第二种模型是半仙女模型。

例如,公路使用者会获得足够利益,这样他们在赔偿完损失者所受损失如果不得不赔偿的话之后还能有一些剩余。在潜在的帕累托改善意义上,效率会通过修筑公路得到提高,但分配的效应也许不尽如人意。拥有土地的人可能感觉境况恶化了。即使他们的土地被支付了充分的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或许觉得赔偿不能弥补筑路带来的全部损失。

选出的供给者的第三种一般模型是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集体行动可能会降低效率,但这只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由于设计问题,筑路带来的成本或许会超过收益,但这一点在决定筑路时可能并不了解。在这个模型里,被选出的供给者想生产出有效率的产出或者以有效的方式使特定集团受益,但环境和有限的知识可能会阻止这些想法的实现。

第四种,女巫模型指的是被选出的供给者可能促成任何有助于他们保住或获得官位的事情。据此观点,如果效率碰巧得到提高,那也只不过是成功地争取再次当选的一个副效应。通常自利的立法者会引起效率的下降,因为他们会以经济效率为代价,提出再分配方案以争夺选票。这些被选出的供给者并不一定就是坏人,但政治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并不鼓励他们提高效率。米切尔对该激励制度作出了这样中肯的观察:简言之,政治家是再分配系统的创新者。

19世纪的公共办学就是一个好例子;公共提供的医疗服务却是当今再分配改革措施中一个令人沮丧的例子。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一种有广泛要求而且越来越成为私人经济负担的服务。一旦如此大的潜在投票集团被确定,政治家就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将成本从上述的受益者那里转移到第三者。而且,理想结果是该政府计划必须是如此绝妙,以至于受益者明白自己是一个大的受益者而纳税却留给了意识不到自己负担增加的人。四个模型中哪个最能说明事实?这个问题与真和美的问题一起,留给读者自己去判定。

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题为《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安托尼·唐斯最早支持了女巫模型,尽管方式比较温和。但唐斯清楚地阐明了政党和被选出的自利供给者团体在多数规则体制下,如何通过竞选寻求对民主国家的统治。在唐斯模型中只有两个主要角色:政府或执政党和选民;还有两个次要角色:一个让选民意识到执政党承诺的反对党和试图影响政府代表他们利益的利益集团。其他主要角色,企业和被任命的政治代理人未被唐斯考虑在内。

唐斯认为,参加竞争的政党为了在定期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而提出政纲或一组拟议的政策。唐斯的基本假说是“政党制定政策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这句被大量引用的话对两个概念的区别精辟地抓住了政党自利的中心作用。一个典型的选民是自利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无知的效用最大化者,通过比较执政党的表现和反对党执政后可能的表现,计算一个预想的政党差异,假如执政党许诺太多而行动太少,选举的竞争就会使其下野。

政治“企业”对力量强大的“消费者”负责的观念,在唐斯模型里被明确比喻为竞争性经济市场。然而,唐斯承认个人作为选民的力量远远小于作为消费者的力量。消费者能通过购买私人物品直接影响市场结果,但个别选民几乎不能控制通常是公共物品的投票结果。选民也许对政纲、政策和哪个党会干得最好极没把握。尽管这样,选民也没有获取信息的激励,因为一个人会理性地获取的信息量取决于该信息是否在投不投票和怎样投票的决策中有用。

这些决定取决于其结果是否会改善选民的处境,也取决于个别投票影响投票结果的可能性。如果有很多投票者,每个投票者对投票结果都几乎没有影响,也就不会有投票积极性。但可以通过保持低投票成本来鼓励投票。如果成本能被转移到第三者,投票者就倾向于获取更多的信息,尽管第三者的信息可能被扭曲。各种利益集团可能会帮助选民评估拟议的政策,但他们也会试图说服投票者。

唐斯论述道,选民应付不确定性的办法之一是通过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选民用来减少获取特殊议题信息成本的一个方法。意识形态还可以起到单一化和稳定选民政治偏好维度的作用,他们对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偏好可沿着一个霍特林“大道”陈列出来,从左边强硬的激进主义和干预派到右边强硬的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派。如果两个竞争性的政治企业,政党X和政党Y将给偏好的选民提供政纲,政党X将赢得所有偏好比其政纲更为激进的选民的选票位于X左边;政党Y将赢得所有偏好比其政纲更加保守的选民的选票位于Y右边。

偏好介于政党X和Y之间的选民将被分为两部分,他们会投票给政纲与其偏好较贴近的政党,从而导致对选票的竞争。例如,如果政党X采用了一个较为保守些的政纲X,那它就会在保持最左边的激进主义选民的同时,以政党Y的损失为代价吸引更多的选民X-X,然后政党Y也将向左推进一些。因而两党制的选举竞争会鼓励两党目标趋于一致,并有类似的政纲;在多数规则下这有利于中间选民。会有很多复杂情况出现。最左或最右的选民可能放弃,他们甚至可能支持第三党。唐斯在他的第8章对选票两极分配的能性特别感兴趣,即很多选票都分配在两极,而极少分配在中间。政党这时就会出现分歧而非一致,结果可能不稳定。偏好的倾斜甚至可能和单极分配一同出现,这时两党政纲可能趋于一致,赞成保守或激进的意识形态。

尽管唐斯的理性选择模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但他的书出版以后的40年间,已经显示出了多方面的遗漏和强调不足。也许最严重的不足是唐斯夸大了选民和竞争其选票的作用。在唐斯模型里选民可能存在无知的冷漠,但他们的集体反应决定政府的命运。被选出的供给者如不能了解选民偏好,就会被政治竞争所淘汰。在这种意义上,唐斯的政治体制是很强的需求驱动型。新近的一些文献强调了供给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不完全竞争在决定政治结果中的作用。唐斯把政府描绘为单一集权势力;尼斯坎南和其他很多人则已经意识到被任命的代理人在决定政治结果上与被选出的供给者同等重要。财政联邦论则在唐斯模型上加上了另一层现实性和复杂性,即联邦、州以及一系列地方政府都具有各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支机构。

第二个遗漏是唐斯几乎未提及工商企业的作用,其实企业能对政治结果有很大影响。企业可以敦促其雇员投票,给候选人、政党和议题以经济支持。通过这些活动和组成利益集团,企业可以在政治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强调不足的第三个方面是表达政治偏好的非投票方式。投票实际上是唐斯所详细考察过的唯一表达政治偏好的方式。一旦我们认识到企业是政治活动的重要需求者,也就必须考虑投票以外的其他选择。企业不能投票,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影响集体结果的其他方式。单个公民除投票外,还可能付出时间和金钱游说议员,提交请愿书。

后来者考虑的第四个方面是政府究竟倾向于提高还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出现市场失灵,政党的竞争和如唐斯所描绘的那种需求驱动的政治过程就会导致效率的提高。假设同时考虑开支目标和税源,唐斯相信政府的支出和征税会直到边际得票数恰好等于边际失票数的水平。随着开支增大,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会不满和疏远,从而增加开支获得的选票越来越少。因而,如果提出E*的开支水平,它会使净得票数达到最大。这样如果选民赞成和反对开支的偏好强度相等的话,就可能接近开支的有效水平。然而米切尔力言,唐斯未能区分前面提及的情况和政府分别决定花费多少及向谁征税的情况。在后面这种情形下,没有理由指望效率会得到提高。

每组都能从花费中有所获益D1和D2,但又受纳税之累L1和L2。政府会通过在两个竞争组之间分配既定的开支水平E1+E2,以在Mo点使边际得票数相等而最大化总得票数。对开支需求较大的组D1会接受最大开支E1。同样,如果纳税负担在两组之间分配以使边际失票数在Mo处相等,该政党的失票数就会最小化。第二组L2也许会比第一组L1组织松散,而且更不在意纳税,对他们的征税就可能更重,尽管对他们的花费会少一些。因而人们预计,如果像通常那样分别决定征税和开支,政府会引起效率的下降。

尽管如此,唐斯模型因为对政治家和选民自利的处理而被普遍认可为经典。我们的政治体系看起来更是供给驱动型的,且比唐斯描绘的更复杂,但唐斯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它仍然对理解立法政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