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袪魅: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政治合法性的袪魅: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政治合法性问题古已有之,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帝王均要大力宣扬以遵从“天命”或“神旨”来君临天下,以凸显其统治的合法性。其时政治权力特别是高层政治权力大都被贵族所垄断,民众参与程度甚低。资产阶级革命以“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彻底否定了封建贵族的政治合法性,建立起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一般认为,政治合法性包含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两个方面。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这种认可包括实质认可和形式认可两个层面,实质认可指被公民认可,形式认可指符合宪法和法律。阿尔蒙德指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 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显然,这指的是实质合法性,其来源就是公民对政府的价值理念、制度政策及其贯彻成效的自觉认同。至于形式合法性,指的是政府执政、施政的直接根据是宪法和法律,政府权力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里的宪法和法律,必须是符合民心公意的良法。又由于任何具体的、特定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历史的范畴,故所谓“良法”也是相对的、有局限性的,它还必须符合更高层次的以抽象的理性和正义为取向的“法”:在西方是所谓“自然法”,在中国则称为“天命”或“天道”。从逻辑上说,实质合法性重于形式合法性,后者甚至可以从前者推论出来;从人类总体历史实践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实质合法性往往是社会革命必然性的证明和成果,形式合法性则是以规范的形式对此加以肯定和保障。但对于具体的历史过程而言,形式合法性对实质合法性往往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一个执政团队而言,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必须同等重视。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我国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西方中心主义政治观认为: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多党竞争、票选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唯一正确、因而唯一“合法”的制度,且已构成现今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故其他国家均须效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没有“合法性”可言,他们就有责任“替天行道”迫其就范。只看最近20余年,从“苏东剧变”到“华盛顿共识”,从轰炸前南到海湾战争,从“”到“阿拉伯之春”,从“中国崩溃论”到“”,无不是西方中心主义霸权逻辑祸害世界的斑斑劣迹。

历史地看,18世纪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滥觞时期,19世纪是其全盛时期,20世纪以来则是其渐遭质疑和批判的时期。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开其端绪,认为“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而在中国在印度在美洲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历史的进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3]。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发展历程是:它在古代东方度过其幼年时期,在希腊度过其青年时代,在罗马度过其壮年时代,在日耳曼基督教世界则最终步入其老年时代。但此老年时代绝非衰弱不振的身体的老年时代,而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它有着“完满的成熟和力量”[4]。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更认为东方社会只有倒退而无所谓进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他指的是拉丁和条顿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5]。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系统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和唯一性,认为世界其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全方位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

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大炮、商品和投资涌进中国,各种知识、思想、观念纷至沓来。虽经“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结合论”等的长期辩论,但人们对比较抽象的知识与价值、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辩证关系,以及更实际的西学与国情、西学与我国的学科建设(主要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辩证关系,仍不易认识清楚。中华民族为反抗西方的侵略掠夺,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造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伟大成就。但迄今为止,西方挟知识、科技、经济的强势仍然主导着世界秩序。在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上,许多学者仍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郑永年认为,当今中国虽有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但“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6]。这种情况确乎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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