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XW026)“政务新媒体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影响研究”的阶段成果。

公众自愿并自由地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与表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前互联网时代,线下人际互动交流,尤其是“强关系”群体间的交流,如亲人、朋友和同学同事等,是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线下人际讨论通过提升公众有关政治社会议题的相关知识和政治效能感,推动其政治参与热情(Hash,2014)。互联网及社交网络平台的兴起与普及为社会政治议题的互动讨论提供新的话语空间。现实社会的公众以网民的身份在互联网平台上参与在线政治讨论与表达,政治社会话题在私人化的传播圈与线上大众化的信息平台之间交互渗透。这种经由互联网表达出来的政治态度、意见和行为倾向,正形成无所不在的网络舆情。线下政治讨论以及由此激发的在线政治讨论与表达加剧线下和线上政治舆论的共振,深刻影响国家政策和政治的走向,挑战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有必要探究这种线上线下共振的形成机制,从而精准地化解共振背后的政治风险。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对自身意见属于“优势”或“劣势”判断的意见气候感知(Schulz & Roessler,2012),以及表达风险感和网络效能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可能在线下政治讨论影响线上政治表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Kwon,Moon & Stefanone,2012)。本研究以青年群体为样本,系统考察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线上政治表达,以及意见气候感知、表达风险感和网络效能感的角色,为破解线下线上政治舆论共振提供参考。

1972年,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后成为传播学最为经典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公众在发表意见时,公众往往会对当前或未来的意见环境进行判断,并与自己的观点进行比较。如果公众感知到自己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会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若感知到自己的观点处于“弱势”地位时,出于被孤立的恐惧,公众则倾向于选择沉默(Noelle-Neumann,1974)。由此,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强势意见不断被强化和放大,弱势观点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一方观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从而进入螺旋式循环过程(Noelle-Neumann,1974)。由此可见,“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社会心理机制尤其是“意见气候感知”变量在个人意见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诺依曼的观点,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个体具有感知意见气候的能力,大众传媒是意见气候感知的主要来源。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共鸣效果”“累计效果”和“遍在效果”使得大众媒介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优势(郭庆光,2011)。

除大众媒介外,人际关系讨论在意见气候感知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意见气候感知在不同规模群体中具有差异性,在大范围群体中,人们会认为第三人比自己更易受到新闻报道的影响,从而诱发从众行为;而在小范围群体或像家人朋友等“微型气候”中,直观的意见气候感知更容易引发意见表达行为,“沉默螺旋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Yang,1998)。与此解释相反,有学者发现当个人意见与全国性意见一致时,公众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对孤立的恐惧更容易发生于在以面对面为基础的微型环境中,即公众的表达行为更容易受到周围人意见的影响(Salmon & Neuwirth,1990)。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大众提供了线上线下表达意见的双重平台,现实生活中人们与他人谈论政治社会性话题的行为被称作线下政治讨论,而线上政治表达则指人们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公开发表与政治有关言论的行为(卢家银,2017;Skoric,Zhu & Pang,2016)。一般情况下,线下政治讨论所涉及的人群范围较为亲密,包含父母、朋友、同学同事等,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饭局或朋友间的聚会等,因此具有漫无目的性、随意性、自发性、低风险性以及不受规则约束性(Kim & Kim,2008)。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公共空间和面对面交流的线下私密空间差别较大,因此人们的意见表达行为也存在显著差异:(1)参与人群不同,相较于线下政治讨论,网络公共空间降低公众参与政治话题的准入门槛,线上参与群体的数量及异质性程度增加,再加上网络空间兼具私人性和开放性特征,使政治议题的表达具有更大的影响力(Kellner,1997)。(2)表达符号不同,面对面交流主要依赖口头语言及可见的社会符号如手势、眼神或地位,而网络空间交流多依赖于书面文字信息(Ho & McLeod,2008)。线上政治表达的内容更具有可持久性(表达内容会被记录存档)、可复制性(表达内容可以被复制)、可扩展性(内容可以被初始受众以外的群体所见)以及可搜索性(表达内容可以被检索)等(Boyd,2010)。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讨论具有其内在特色(King,Pan & Roberts,2013;Skoric,Zhu & Pang,2016;Yang,2017;Zhang & Lin,2014)。受传统主义价值观及政治文化的影响,不论在现实生活或网络空间中,我国公众对公共事务及社会公共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乐媛,2010)。政治表达既包括人大、政协和信访等制度化渠道,又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非制度化渠道,乃至抗争性表达等(卢家银,2017)。考虑到渠道接触和渠道专业性等因素的影响,制度化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渠道较为有限,其所表现出的功能性和影响力也较弱(Shen et al.,2009;Skoric,Zhu & Pang,2016;Zhang & Lin,2014)。Zhang & Lin (2014)提出中国情境下政治参与的三种模式,包括常规性政治参与(请愿签名、与朋友或同事讨论政治等)、游说/接触参与模式(游说熟悉的政治领导人等)、执政党发起的参与模式等。与有限的制度化表达和参与相比,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载体的非制度化表达逐渐兴起和普及(Zhou,2009;Hyun & Kim,2015;Skoric,Zhu & Pang,2016)。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匿名性与异质性,公众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分享政治社会类信息,利用跟帖、回帖、参与话题讨论等方式与陌生网友探讨政治社会性话题成为公众参与政治意见表达的普遍方式(孟天广,李锋,2015;李锋,孟天广,2016)。与此同时,在线政治讽刺成为我国草根民众政治表达的重要形式,在线行为艺术、在线新闻跟帖、多媒体合成、全民造句、段子等均是其主要载体(Yang & Jiang,2015)。此外,暗示性批评、明示但谨慎性批评也是中国民众常用的在线政治表达方式(Ashley & Xiao,2008)。近年来,中国政府机构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表达功能也表现出积极姿态,一方面作为对在线表达形式和平台变化的回应,不断改善互联网管理模式,如积极生产“正能量”内容(Yang,2017)、允许批评政府但规制集体行动言论的表达(Ashley & Xiao,2008;King,Pan & Roberts,2013)等;另一方面,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和政务新媒体平台等积极回应公众的诉求(Chen,Xu,Cao & Zhang,2016;陈强,曾润喜,2017;李锋,孟天广,2016;孟天广,李锋,2015)。这些举措不仅激发了公众线上政治表达的热情,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网络表达环境。

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研究来看,政治讨论频率与政治表达的正向线性关系已经被广泛证实(Eveland & Hively,2009)。政治讨论频率不仅正向影响公众的事实性政治知识和政治知识结构密度,而且对包括政治表达在内的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Eveland & Hively,2009)。私密谈话有利于培养政治兴趣进而促进政治表达(stman,2013)。根据认知中介模型,政治讨论不仅会提升个体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及知识水平,还会依据过去的讨论经验增加未来信息处理信心(Toka,2010)。研究表明,同质性政治讨论网络对于包括政治表达在内的在线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Valenzuela,Kim & Gil de Zú.ig,2011)。

日常生活中的表达行为通常都具有宣泄情感、维持人际关系、印象管理、获取社会认同及社会支持等心理动机(Myrick,Holton,Himelboim & Love,2016)。为避免由“认知失调”引发的负面情绪,人们常选择与自身较为同质(观点同质或结构同质)的人接触交往、谈论政治话题。一方面,长时间相处导致情感亲密度高、互惠性强、风险感知度低;另一方面,“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同质人群接触的信息更为相似,政治观点相似度更高,也更容易获得愉悦感(De Choudhury etal.,2010)。当人们与“强关系”群体讨论政治时,所感受到的意见一致性程度更高(Morey,Eveland Jr & Hutchens,2012)。一致性观点与“选择性信息接触”会强化自身的政治认知,促使人们认为自己即处于社会优势观点一方,提升意见气候感知的一致性(Smith et al.,2007)。当然,线下政治讨论存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但在人们有机会交谈并思考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之前,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冲突观点的存在。在不同意见的交换过程中,为减轻或消除认知不协调,人们会搜寻更加多元全面的信息,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通过说服或被说服方式实现意见的一致。实证数据表明,政治讨论会提升观点质量,且争辩意愿与感知到“首属群体(家人或朋友)的意见一致性呈正向相关(Kim,Wyatt & Katz,1999)。

意见表达从现实空间向网络环境转变,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及隐蔽性使得“被孤立的恐惧”“群体压力”等前提条件在网络空间中发生改变,现实生活中“沉默的螺旋”效应是否仍适用于网络空间引发学界质疑。在网络空间中,由于投射效应和选择性信息获取,人们感知到的意见气候一致性程度更高,这会降低人们对孤立的恐惧感(Schulz & Roessler,2012)。与此相反,也有学者指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空间中仍然存在。社会孤立的动机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相对减弱,但其影响依然不容忽视,从众心理的动因继续存在,从众现象依旧普遍(谢新洲,2003)。中国的网络环境为“沉默的螺旋”理论提供更为适宜的土壤,媒体报道的“序列化呈现”使大众对意见气候的感知更为明显,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郭小安,2015)。实证数据显示,个体对意见气候的感知与媒介接触类型有关,在网络上感知到的意见气候一致性程度、感知自身观点被支持的程度与公开表达观点的意愿与呈显著正相关(Shen & Wang,2015)。Kwon et al(2015) 认为线下人际交往产生的“被孤立的恐惧感”会提升自我审查意愿,从而减弱网络空间的政治表达(Kwon,Moon & Stefanone,2015)。

假设2: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在线下政治讨论和线上政治表达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尽管网络空间的相对匿名性可以降低公开表达可能面临的“社会压力”“被孤立的恐惧”等风险,激发人们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但非理性的公共讨论,如“漫骂式批评,情绪化建议,抱团式声讨”等仍为人们的意见表达带来隐忧(王子文,马静,2011)。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风险的无序释放成为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低学历、低龄化的网民结构导致网络空间充斥着解构、恶搞与怨恨(姜方炳,2011)。因此,网民通过发帖、转发评论或话题讨论等方式公开发言,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泄露、被攻击、被屏蔽甚或被人肉搜索等威胁人身安全的风险,而这些潜在风险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见表达策略(朱靓,2015)。国外研究也发现,由“网络喷子”“键盘侠”所引发的网络暴力,会促使人们认为Facebook并不是一个适合发表政治观点的地方(Vraga et al.,2015)。网络暴力、个人隐私等网络安全问题同样也引发了我国政府机构的关注,2009年至今已经出台系列性的网络监管制度。但由于我国网络监管主要侧重于对内容,尤其是政治敏感性内容的监管,利用过滤技术等和谐屏蔽相关信息,使得网络监管带有政治审查的意味,无形中增加了网民意见表达的风险感(King,Pan & Roberts,2013;Yang,2017)。

H3:表达风险感负向调节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关系,即表达风险感越强,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线上政治表达的负向影响越强,反之越弱。

尽管在网络空间发表观点充斥着风险,但当人们认为意见表达必要且有用时,他们愿意面临个人隐私暴露等风险,即网络效能感在政治表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Woong Yun & Park,2011)。网络效能感是人们对互联网的赋权功效以及是否会促进政府回应并解决问题的心理认知(Sasaki,2016)。与政治效能感相比,本研究认为网络效能感更着眼于以网络为中介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德莫尔(De Moor)研究认为,较低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会影响公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热情。蒋(Jang)的研究结果与德莫尔一致,人们的表达意愿受政治效能及意见气候感知的影响(Jang & Park,2007)。研究也发现网络效能感越高,人们意见表达的意愿越强烈(Shen et al.,2009)。因此,可以推测,当公众感知到意见气候一致时,若认为网络表达会影响事件进程或结果,他们公开表达的意愿会更强烈。

H4:网络效能感正向调节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关系,即网络效能感越强,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政治表达的正向影响越强,反之越弱。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于2017年5月—6月开展的全国性“青年政治讨论与政治表达”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采取便利样本的自填式问卷法,共邀请分布于全国各地,年龄集中于18—35岁的1500名青年填写问卷。问卷调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利用滚雪球抽样方式,共发放1000份问卷,完成问卷891份;线下利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东、中、西部地区1所高校,从本科到博士按照年级分别挑选1个班级进行调查,共发放500份问卷,收回396份问卷。线份问卷,剔除填答时间过短、答案不全或答案分布均匀的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076份,有效回收率为88.34%。

线下政治讨论。为避免笼统询问受访者“近期探讨政治或社会公共事务频率”所造成的测量效度问题,本研究参考Conover的美国公民政治讨论量表(Conover,Searing & Crewe,2009),结合国内现实情境,将政治讨论纵向划分为国家、地方、国际等三个层面,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等12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与父母/同学/同事等谈论以上内容的频率(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

线上政治表达。我国青年群体的政治表达多集中于非制度性渠道,以图片、文本、音视频等为载体。因此,在借鉴Zhou & Pinkleton (2012)和Yoo et al. (2017)的线上政治表达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青年群体的实际情况,分别询问受访者在互联网上“分享政治信息”“发布政治观点”等7个表达行为的频率(1=从不,5=总是)。

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在当下瞬息万变的舆论环境中,人们对未来意见气候的感知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因此本研究并未采取“现在—未来”的意见气候测量方式,而是借鉴采用Tsfati et al. (2014)的意见气候感知量表,将意见气候的测量转化为父母、朋友、同学同事、媒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等五大层面的感知。其优势在于对五个层面进行加总平均,可以将感知到的高、低意见气候一致性相抵消,形成较为综合的意见气候判断(Tsfati, Stroud & Chotine,2014)。将意见气候分为父母、朋友、同学同事、主流媒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等五个层次,询问受访者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上述五大群体的观点差异。测量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别代表“差别很大”和“完全一致”。

表达风险感。参考陈旭辉和柯惠新(2013)的量表,在5点李克特量表上(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询问受访者对于“对于社会敏感问题,我会刻意回避公开表达”、“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我一般都是匿名”等的赞同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网络效能感。参考Sasaki (2016)的量表测量网络效能感,包括:“网络可以赋予我们表达政治观点的话语权”“像我这样的人借助网络平台也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网络表达可以促使政府更好的解决问题”等(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政治信息接触和政治兴趣。人口学变量主要有性别(0=男;1=女)、年龄(1=95后;2=90后;3=80后)、受教育程度(1-5代表“高中及以下”-“博士”)、党团身份(0=是;1=否)、生活地区(1=东部;2=中部;3=西部)、经济收入(1-7代表“0-1000元”-“2万元以上”)、家庭中是否有公务员(0=是;1=否)等。政治信息接触:通过询问受访者近一个月以来分别从社交媒体、新闻网站/APP/政府网站、报纸/杂志/电视等三大平台获取政治社会类信息的频率进行测量。政治兴趣:询问受访者对政府部门发生的事情以及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的感兴趣程度进行测量,两项的平均得分为受访者的政治兴趣值。

本研究采用SPSS23.0和AMOS23.0处理和分析数据。具体的统计分析包括:首先,采用AMOS对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所使用量表的区分效度;其次,运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相关性分析;再次,运用中介回归分析考察意见气候感知的中介作用;最后,采用层级调节回归检验表达风险感和网络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在效度检验方面,与已有文献一致,本研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变量进行区分效度检验。

线下政治讨论的平均得分(3.06)远高于线),意味着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在现实空间而非网络空间中发表政治看法。意见气候一致性、表达风险感和网络效能感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06、3.50和2.85。总体而言,青年群体对意见气候感知的倾向性不明显,对于网络表达的有用性持怀疑态度,肯定网络表达的风险性。

为检验意见气候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对线下政治讨论、线上政治表达、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进行多重逐步回归。

为对上述中介作用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本研究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对中介效应的信赖区间进行估计。数据显示,在Bias-Corrected95%置信区间内:间接效果的下限(0.013)和上限(0.058)不包含0,因此间接效果存在;直接效果(95%CI=0.383-0.558)和总效果(95%CI=0.383-0.558)同样不包含0,表明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在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的效果。假设2成立。

(四)线下政治讨论、意见气候感知与线上政治表达:表达风险感与网络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来检验表达风险感和网络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模型7显示,表达风险感对线上政治表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192,p0.001),而网络效能感对线上政治表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257,p0.001)。在模型8中,加入表达风险感、网络效能感和意见气候感知的交互项后发现,表达风险感与意见气候感知的交互项对青年线上政治表达无显著相关性(β=.018,p.05),这说明,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政治表达的影响并不受表达风险感的调节,假设3不成立。而网络效能感与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的交互项回归结果仍然显著(β=.129,p.001)。由此可见,网络效能感调节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线上政治表达的积极影响,假设4得到支持。

本研究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探讨了意见气候感知、网络效能感及表达风险感在青年群体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间的作用。研究表明,意见气候感知在线下政治讨论对线上政治表达的影响过程中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网络效能感增强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线上政治表达的影响,网络效能感增强了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关系,表达风险感与意见气候一致性的交互项对线上政治表达无显著影响。

第一,线下政治讨论热情较高的青年群体更热衷于在线上发表政治意见,这一结果证明了人际交流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习性”理论(habitus)主张习惯于谈论政治的人会感觉自己更有权利关心并参与政治(Bourdieu,1984)。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出现将线下讨论政治的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利转移至网络空间,谈论政治的“习性”同样成为预测公众参与“公共对话”的重要影响因素(MacKuen,1990)。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看人们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工具性目标,更是出于一定的社会目的。麦克德维特(McDevitt)同样认为,公民政治身份的获得不仅通过认知渠道(如信息处理),更通过从人际政治交流中所获取的自尊(McDevitt,2005)。习得的政治身份则会在提升公民政治卷入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网络为公众提供了讨论与表达政治话语的平台和公共空间,但我国青年群体似乎仍喜欢并习惯在现实的私密空间中发表政治意见。这一结论与廖圣清在2010年对上海市民意见表达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市民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发表政治意见的频率远高于论坛、博客等网络渠道(廖圣清,2010)。这不仅与媒介使用、媒介差异、社会资本等因素有关,更与公众的政治心理密切相关。此外,青年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不足,且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比“90后”“95后”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个人社会经历,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增多,使得“80后”政治卷入度变高;另一方面,这与全球青年由于政治不信任、政治怀疑造成的政治冷漠现象相关,这也是政府培育公民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

第二,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是激发青年群体由线下政治讨论向线上政治表达转化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青年在日常生活中与亲朋好友等“首属群体”谈论政治社会性话题,不仅对网络政治表达有直接影响,还可通过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的中介作用对线上政治表达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对该结论解释有两个层面:首先,线下人际间的政治讨论是影响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的重要前提。研究指出线下政治谈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遣时光、交换政治观点以及影响他人(Rill,2009)。在政治信息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投射效应”的存在,即使会产生思想上的碰撞,人们仍坚持相信自己的观点属于优势意见(Schulz & Roessler,2012)。一方面,投射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政治态度所刻意选择身处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信息接触与观点的同质性会强化意见气候感知的一致性(Schulz & Roessler,2012)。另一方面,如果个人持有相对极端的政治观点,受高自我卷入度影响,那么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将忽略或忽视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意见(Zerback,,2005)。

其次,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会正向影响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这一结论不仅证明了意见气候感知在政治表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从侧面证明了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本研究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于青年而言,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同样是网络空间中彼此联系的网友,因此,当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到意见被支持时,他们在线上表达自我真实想法的意愿会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尽管网络具有匿名性,多元且异质的表达环境使得内容的传播与辐射范围增强,网络空间的“公共性”易造成公众“被孤立的害怕”等不安全感,增强公众的自我审查。当发现与网络意见气候一致时,他们会更愿意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意见表达;当发现与网络意见气候不一致时,一部分人由于在线下的政治讨论中感知到意见被支持而产生自己才是主流意见的认知,会减弱网络空间意见孤立的恐惧,更愿意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观点,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减弱自己的表达意愿(周葆华,2014)。

第三,网络效能感增强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线上政治表达的影响。网络效能感是意见表达有用性的主观评价。有学者将计划行为理论与沉默螺旋理论相结合,证明了同辈压力、意见气候感知及自我效能感在政治表达中的影响(Neuwirth & Frederick,2004)。本研究的结论表明,意见气候感知与网络效能感共同作用于线上政治表达,网络效能感高的群体参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可能性更高,从而拓展了沉默的螺旋理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青年的网络效能感较低,且低于其他学者的测量结果(Shen et al.,2009),这意味着,不论是青年的个人经验还是替代经验,青年对网络表达的有用性越发持怀疑态度。网络意见表达是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政府应拓宽意见表达渠道,加强民意反馈机制,以提升青年参政议政的热情。

第四,考虑我国网络监管政策及“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网络环境,在理论假设中,本研究认为,表达风险感负向调节意见气候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关系。但本次的实证结果表明,表达风险感与意见气候的交互项对政治表达无显著影响,且相关系数为正。对此的合理解释有三点:一是意见气候感知越高,青年被孤立的恐惧感越低,政治表达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尽管清楚网络表达的风险,受强烈表达意愿的影响,删帖、屏蔽等风险不足以对意见表达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当青年感知到表达风险时,一方面可以选用符合政府主流价值体系的话语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表情包、政治段子等“戏仿式讽刺”方式隐晦表达意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Lee,2016)。当前,青年的表达风险感远高于网络效能感,尽管表达风险感对政治表达的作用机理仍需要进一步探究,但由于表达风险感往往伴随着高政治风险,因此,政府应时刻保持关注和警惕。

综合本文研究发现,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当公众感知到与主流意见气候一致,且网络效能感较高时,线下政治讨论才能更好的转化为线上政治表达。该结论不仅拓展了“沉默螺旋理论”的适用性,也对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和网络治理具有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事件频发。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舆情同时在线上和线下两大空间中交织传播,线下人际讨论的潜在舆论如若不能转化为线上公开表达的外显舆论,不仅不利于政府捕捉准确的舆论信号,更为社会政治风险的爆发埋下隐患。高质量的协商政治应建立在态度包容性、内容多样性和利益代表多元化等基础上。近年来,疏忽民意、阻碍民意表达往往是件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在提升政府回应性,提高公众网络效能感的基础上,政府应适度包容网民公开发声,广开言论、倾听民意,培育和建构社会诉求机制,提升公共讨论质量,以解决公共空间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泛娱乐化、“噤声”问题。

本研究尚存以下研究局限与不足:一是意见气候感知的测量。本研究没有采用“现在—未来”意见气候测量量表,而对五大群体的意见气候进行加总平均。此外,不同事件公众感知到的意见气候不尽相同,用简单笼统而非事件导向的方式询问意见气候,会降低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二是数据样本以大学生为主,青年群体的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三是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因果关系仍待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在具体的、有争议性的话题情境下,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网络效能感、表达风险感在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中的作用;线上政治讨论是否会影响线下政治表达,以及沉默螺旋理论的适用性;表达风险感对政治表达的影响机理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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